呂德文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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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的“亂”，不是真亂
河南的農村，家族之間相互打交道，村規民約比較強。但其中家族之間、個人之間都有競爭。這就像蓋房子，你先蓋的這麼高，我後面蓋的一定要高你一點，再後面的會更高。這實際上是大部分農村的常態，它並沒有失控。[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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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搶豬肉：羣眾錯了，政府道哪門子歉
地方政府的責任就在於，需要對聚眾哄搶行為採取積極的社會干預措施，但替羣眾道歉，於情於理都不合適。從地方的輿情應對的角度説，這種低姿態，當然是情有可原。但是從長遠看，這未必是一件好事。本質上，這種做法表明，一些地方政府抱有父愛主義的執政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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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方民調説95%同意合村並居，怎麼成了糊弄人
現在很多人，包括地方官員，都有一個想象中的農村、想象中的農民，並沒有把農村和農民具體化。在他們的抽象概念中，城市化之後農村存在空心化問題、生活不便利等等，實際上農村的情況不能一概而論，農民的發展階段也分了好幾個層次。[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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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因抗疫“不力”而黯然離場的基層幹部
疫情期間，我聽到不少受過處分，擔心受處分，卻還負重前行的基層幹部以及他們親屬的傾訴，他們有不甘、彷徨、無奈、落寞，卻唯獨沒有成就感。他們的名字不會出現在功勞薄上，也許還偶爾會出現在恥辱榜上。然而，他們大概永遠不會為自己辯解。[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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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劫，交出口罩！”這幕荒誕劇是如何上演的？
一個地方政府，公然“截”了另一個地方政府的應急物資。大戰當前，説好聽一點，還算是地方保護主義作祟；説不好聽一點，便是“前方打仗，後方捅刀”啊。這是一個極壞的典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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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官要有政治擔當
在政府履行防疫職能的過程中，專家和顧問的意見具有關鍵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市政系統在一定意義上也具有了專業化特徵。地方主官可能對政府系統內部的運作和常規程序較為熟悉，但未必能夠應付複雜的社會訴求，不一定能夠解決政治合法性問題。[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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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説縣鄉幹部提拔那些事兒
在基層官場，為了充分照顧每一個幹部的需要，就發展出了諸多“隱性”差異，設置幹部提拔任用的隱性台階，讓基層幹部有奔頭，也在最大限度上實現人崗相適。個人服從組織這個原則，在基層實踐中並不是一個冷冰冰的、抽象的政治原則，而是有温度的工作。[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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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止黑惡勢力死灰復燃？
筆者在一位朋友的引薦下，曾經訪談過一個已經成功“轉型”的在道上還説得上話的企業老闆。如他所稱的，年輕時“打打殺殺”的日子（滿頭刀疤就是明證）早就過去了，現在“政府也不允許啊”。哪怕是他這種初中沒上完的混混頭目，也得轉型做文明人了，否則就會被時代淘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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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喊話小販擺攤，只是“貓鼠遊戲”的一幕
“擺攤經濟”最近火了一把，一段“城管隊長喊話小販來擺攤”的短視頻在網上走紅，甚至有人編段子説，城管拉小販都有KPI了。不過，“貓鼠遊戲”才是城管與小販的日常，本文作者曾以城管中隊副隊長協管員的身份，對城管執法的日常工作進行了參與式觀察。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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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年頭，黑惡勢力也“進化”了
那些曾經混社會的“企業家”，現在都對打打殺殺嗤之以鼻，覺得那是“沒文化”“不懂事”。筆者就曾訪談過一位已經成功“轉型”的“企業老闆”。他自稱“就喜歡和文化人打交道”，在講述完年輕時的“奮鬥史”後，還開玩笑能否給他寫一本書。[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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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羊”的故事一再重演，但脱貧攻堅急不得
“扶貧羊”的故事，在“扶貧雞”“扶貧鴨”“扶貧牛”等身上重複上演，亦在西瓜、木耳、獼猴桃、茶葉等身上不斷重演。多年經驗表明，地方政府以行政干預的方式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成功的有，失敗的更多。[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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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不上桌”這個問題為什麼總在春節被“鞭屍”？
過年期間外地媳婦回夫家，外地女婿回孃家的吐槽很多，但感受到的家庭温情恐怕更多。就當前的情況而言，跨省婚姻的夫妻雙方因長期生活在城市，又因“半工半耕”的原因而缺乏和對方父母長期生活的經歷，對對方的從小生活的地域文化其實是缺乏深度體驗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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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在村裏的觀音宮替我捐了功德錢
母親也曾跟我説信神靈的道理。我當然不會信的，且很喜歡用“事實”教訓她。比如，那頭大樹下的公王，其實自身都難保，談何保佑世人？一個颳風下雨的夜晚，公王樹竟然倒了！想來，母親也是明白的。再厲害的神靈，也抵不過世事無常。[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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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座”現場，乘警執法為何如此“無力”？
在現場執法和一線行政中，執法者往往傾向於和違規者“講道理”，讓其主動配合執法；即便是對方無理可講，一線執法者多數情況下也會選擇退讓。擁有合法暴力並不意味着可以有效地控制現場；在多數情況下，反倒是現場控制了權力決斷。[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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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在“豪強”與“釘子户”之間，基層政府如何轉型？
基層政權議價者色彩濃厚，村幹部定價者的角色錯位，使得普通民眾在權力競技場中失去了議價能力，相當部分農民因負擔過重而放棄土地外出打工，或集體成為釘子户，導致上世紀末的基層社會權力競技場失去活力。[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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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會哭的孩子”撞上“老好人邏輯”
“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真的是社會治理中的一條鐵律。很遺憾，在人人都有麥克風的今天，麥克風聲音的大小屏蔽了社會真相。很多地方政府被逼無奈，上級政策有要求，都要提高標準；但能力有限，總要個統籌安排，有個先後次序。但誰都不願意排在後面。這不，就出現了教師維權事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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