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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新年賀詞中，習近平總書記將中國當前的形勢和任務描述為：“十三五”圓滿收官，“十四五”全面擘畫。新發展格局加快構建，高質量發展深入實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偉大歷史性成就，決戰脱貧攻堅取得決定性勝利。我們向深度貧困堡壘發起總攻，啃下了最難啃的“硬骨頭”。歷經8年，現行標準下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脱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

對於這個可喜可慶的局面，他用“艱難方顯勇毅，磨礪始得玉成”一語做了一個文學概括。

短短一兩百字的一個概括性描述，但其中的真實意義在不同的語境中會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放在自1921年至今的這個100年的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中來看，上述這段話的全部內涵極不簡單，非常厚重。

其中所包含的“發展”和“貧困”兩個概念，在最近的這100年曆史中，每一個都是一幅巨大的畫卷。

奮力脱貧攻堅，生態追“清”逐“綠”， 江西省贛州市贛縣區韓坊鎮農民在查看蜂箱。圖片來源：新華社 李明水攝

現代世界的貧困和發展

先説貧困。首先需要釐清一個差別，古代的貧困和現代的貧困並不是一個概念。前者是由於生產力水平很低，人類社會普遍處在物質產品相對缺乏的狀態，但仍然可以享受到各種“缺乏中的富足”；例如今天仍然可以見到的某些熱帶島國社會，雖然缺乏各種現代生活設施，但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資料仍有富餘，居民的幸福感並不低。

但是現代的貧困，則是一個被人為建構的、與富裕生活互為因果的相對概念。正如一些經濟史學家所指出的，世界範圍內的“現代貧困”是歷史上兩次突變的結果，第一次因歐洲資本主義的出現而發生，第二次則因第三世界的發展而發生。也就是説，自資本主義出現以來，與人類社會的現代化相同步還伴隨着一個貧困的“現代化”。正如波蘭尼所説，“貧困、政治經濟以及對羣體的發現都是緊密交織在一起的。”【淘派電商】

“現代貧困”的兩次突變是有歷史數據支持的。根據經濟學家們的經濟計算，在16世紀初期到18世紀末期的300年裏，發生了歐洲的人均GDP超過世界其他地區的“大分流”；而更重要的是，自1820年至今的200年間，全球人均收入的不平等狀況並未減小，反而進一步擴大了。

中國處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古代中國在大多數時間裏實際上是一個富裕社會，在某些歷史時期甚至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社會，這已經得到了很多研究的支持。在歐洲資本主義開始衝擊世界之前，中國在富裕程度上還大大高於歐洲。1793年英國馬嘎爾尼訪華時，除了兵器這一類物品，其他禮物與中國的同類物品相比都“黯然失色”【淘派電商】。

所以，當二戰後的40年代後期到50年代，西方突然“發現”了世界範圍內的貧困，並將世界分為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兩部分時，他們所發現的這個“第三世界”，並非僅僅因自身原因而沒能實現西方的發達和富裕，在一個更大的程度上其實恰恰是西方資本主義實現發達和富裕所造成的一個結果；説白了，就是西方資本主義運動在世界範圍內製造的廢墟。出生於哥倫比亞的美國人類學教授阿圖羅·埃斯科瓦爾在他的《遭遇發展——第三世界的形成與瓦解》中寫道：

可以肯定的是，只有當市場經濟的擴展割裂了人們與社區之間業已建立的紐帶，並且剝奪了千百萬人民使用土地、水和其他資源的權利之後，現代意義的大規模貧困才開始出現。隨着資本主義的鞏固，系統性的貧困化成了不可避免的現象。【淘派電商】

認清了這一點，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説現代貧困的第二次突變則是由於第三世界的發展。事實上，在1820年時已經成為了富裕國家那些國家，在200年後的今天更加富裕了，與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收入差距更加擴大了。而諷刺的是，這個貧富分化進程，在二戰後發展經濟學大行其道的這幾十年裏卻一直加速進行。

1948年2月，聯合國成立了坐落在智利聖地亞哥的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集結了包括勞爾·普雷維什等著名經濟學家在內一個精英團隊，開始提出一系列日後被稱為拉美結構主義或拉美髮展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建議，其中心思想是應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中心-外圍”理論，將拉美經濟作為“外圍”的發展前景與歐美這個“中心”的經濟活動連接起來併成為其中的一部分。1949年普雷維什撰寫了被稱為“拉美經委會宣言”的《拉美的經濟發展和其主要問題》的著作，由於他還擔任了聯合國貿發委員會首屆會議的主席，因此該書中的重要思想也影響了拉美以外的很多第三世界國家。

根據普氏的定義：“發展主義可以解釋為相信不需要大的變革就能加速當前的發展步伐，並確信社會不均將會在發展的強大動力中逐步消除，重要的是發展。”而根據他的理解，發展的強大動力主要來自“技術進步及其成果”，但是由於涉及到技術進步在整個經濟結構中的合理分佈，也離不開政府的主導。他説，“發展主義為了發展的目的而要求大量增加政府的開支……國家被當成了通過經濟計劃化和工業化而推動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先鋒。”【淘派電商】

在當時，這看起來是一個大有希望的方向，通過發展中國家自身的國家力量推動技術進步和經濟結構的升級調整，無論快慢，總是可以逐步發展起來的，而各種社會問題也總歸是可以通過發展來解決的。

但是，事後看來，這個“普雷維什主義”顯然是低估了“中心”國家對於“外圍”國家的支配力量。一個超出發展主義理論之外的不可言説之理是：對於前者來説，後者是否應該發展以及如何發展，都是由前者的利益所決定的。

與拉美髮展主義誕生的同時，源自於“中心”國家的另一個發展主義也出籠了。1949年1月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在其就職演説中向全世界宣佈了他關於“公平政策”的思想，其中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解決全球“欠發達地區”的問題。他説道：

世界上有超過一半的人口的生存環境近乎悲慘。他們面臨食物短缺和疾病的侵襲。那些地方的經濟生活還處於原始階段。貧窮不僅讓當地人民飽受折磨，也阻礙並威脅着那些較為發達的地區的發展。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掌握了讓人們擺脱貧困折磨的知識和技能……我相信我們掌握的科技知識應該惠及那些愛好和平的人，從而幫助他們實現對更好生活的追求……

表面上看，這也是一種主要靠科技知識而“不需要大的變革”就能加速的方案，而且是一種超越國家和地區差異、直接面向全人類中的貧窮人口的“普世主義”救助計劃，與源自於“外圍”國家的發展主義並無根本衝突。